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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《燃燒》到《無聲》:劉亞仁的弧光

時間:2023-11-22 09:12:30閱讀:3396
◎董銘由高人氣的劉亞仁主演,又是一個“歐巴&妹妹”的討喜設定,注定這部《無聲》會比其他處女作吸引更多的目光。然而,在影片表面的溫情陽光和黑色幽默下,女導演并沒有回避一個殘酷的現

◎董銘

由高人氣的劉亞仁主演,又是一個“歐巴&妹妹”的討喜設定,注定這部《無聲》會比其他處女作吸引更多的目光。然而,在影片表面的溫情陽光和黑色幽默下,女導演并沒有回避一個殘酷的現實:長期處于社會邊緣的殘疾人,哪怕萌發出一點點向善的心,也很難被冰冷的社會準則所接納,更何況,他還有個“收尸人”的暗身份。

在韓國年輕一代的演員中,劉亞仁是出類拔萃的。他能夠對角色的表情和動作做到準確控制,略顯呆滯的目光,微張的厚嘴唇,流露出特殊狀態下的心理活動。《無聲》里的啞巴青年,顯然比幾個月前《活著》里的宅男更挑戰演技,縱然不及在李滄東的《燃燒》里那么具有喻示性,也同樣擁有社會分析價值。

不會說話、肥胖邋遢、腦子看上去也不靈光的泰仁,注定在現實世界中處于社會底層,這從他和妹妹居住的破板房就可看出,這個平日里賣賣雞蛋的青年“沒有未來”。而正是這種離群索居、沒有社會身份的邊緣人,才更有可能私下去給黑幫“干臟活兒”,不需要得到什么尊重,對處理尸體這種事情也早已麻木,和殺雞宰鴨也沒啥區別。在法律層面,泰仁和養大他的大哥昌福是在自欺欺人,幫人“收尸”當然也是犯罪,更別說涉嫌綁票和拘禁未成年少女了;而在道德層面,這兩個殘疾人并沒有完全泯滅人性,還是有著普通人最基本的良善,他們會好心地給老奶奶送雞蛋,也會盡心照顧女孩楚熙,甚至在埋尸的朝向、誦讀經文等細節上,體現出內心仍抱有贖罪的歉意,這也為后來的解救和送回埋下了伏筆。

在許多黑幫類型片中,這種底層小角色身上,多有此類殘忍與怯懦的矛盾組合,尤其是那些身份低微的雜兵,點頭哈腰唯唯諾諾。干了太多沾血的活兒,最后自己也死得蹊蹺,這種啞然失笑的荒誕感,本來就是他們“日常暴力”的宿命。

角色命運的難以預測,也成就了黑色幽默。這在昆丁·塔倫蒂諾、北野武等名導的作品中時常出現,女導演洪義正用起來也是得心應手。別看大哥昌福在小弟面前一副“社會人”的派頭,真要去干殺人放火肯定不行,綁票勒索也搞不清楚流程,取個贖金都心驚膽戰,最后活活把自己嚇死……

影片對于黑幫的態度也是調侃式的,前幾天還威風凜凜的室長,再登場時自己就被掛在了那兒,這也算是韓國同類商業片的傳統;但是對于當地犯罪組織的“常態化”,卻有一種令人“不寒而栗”的冰冷感——誘拐未成年人在這個國家已是條成熟的產業鏈,那些外表平凡、和藹的大叔大媽,其實都是嫻熟的拐匪和人販,如果從父母那里拿不到贖金就會把孩子賣掉。誰會想到街邊開過的一輛普普通通的幼兒園校車,塞滿的是被灌下迷魂藥的失蹤孩子,留下的是多少個破碎家庭的噩夢。

11歲的楚熙就是這樣被誘拐、被販賣的,或許是女導演出于自己的善意,片中沒有出現這類女孩在被拐過程中可能遭遇的暴力和性侵威脅,唯一一次遇見的“壞蜀黍”居然還是“警察叔叔”。而泰仁和昌福,一個啞巴、一個瘸子,正因為并非主動參與綁票,又因為“業務不熟練”而耽擱了下來,這才陰差陽錯地營造出了一段“臨時家庭”式的共處時光,其樂融融,溫馨愜意,簡直可以改名為“收尸人的夏天”。

在相對封閉的環境里,罪犯和受害者的角色身份悄然變化,又因為有一個缺乏照顧的小妹存在,早熟的楚熙從一心想逃掉的人質,逐漸變成了收拾屋子、照顧孩子的“媽媽”。女導演對生活場景描繪得如此細膩,洗衣服等細節滿是溫馨,泰仁回到了一個干凈、整潔的家中,桌上還有可口的飯菜在等著他,人物從一種被動、木訥的狀態中逐漸釋放,雖然無法用語言表達,但眼神中多了溫情和歡快,動作也不再那么粗魯,自行車后座的綁繩自然也越來越松了。

在《燃燒》里的劉亞仁,就已然展現出了這種“覺醒”中的人物弧光了,而在這部《無聲》里,他有著更令人同情的遭遇和舉動。對于楚熙,他其實在內心深處已經有了依賴感,但身為啞巴又難以表達,所以需要“送人-搶回”那場高潮戲來釋放。

飾演楚熙的小演員也頗有靈氣,對于這個出身于重男輕女家庭的女孩設定抓得很到位,平日里如兔子般乖巧懂事,啥都看在眼中,不該說的不說,知道自己身小體弱,暴力反抗無效,反而會受傷,還不如幫著打理日常生計,積累情感上的信任,關鍵時刻才能化作感動歐巴的力量。啞巴追車那場戲處理得很利落,滑稽的動作編排算是韓國類型片的保留曲目,導演不只是在調度和節奏上把控嫻熟,更在劇情發展上賦予了重要的作用——跳出之前營造出的溫情化、浪漫化的“收尸人的夏天”假象,把觀眾和角色都拉回到現實中,而更關鍵的是,楚熙的眼神變了。

如果說從“不逃”到“逃”,是楚熙在真正感到絕望后的自救的話,那她最后對老師說的那句話,就是對這幾日“田園度假”生活的徹底拋棄。沒錯,這個傻乎乎的啞巴歐巴的確不算“壞人”,那個臟兮兮的小妹妹也真是可憐,但這并不能改變自己被綁票的事實,當時的依賴和順從,不過是人類在特殊環境下自發的“斯德哥爾摩綜合征”罷了,當有機會回到自己的世界時,那個住在破板房里的男人就簡化成了“誘拐犯”。假如再往人性深處猜想,楚熙的乖巧和體貼,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“表演”,原以為哄過這啞巴幾天,就能等到贖金回家,可這種偽裝終究抵不過人販子的貪婪。

應該說,導演設計這樣一個冰冷的結局,是有其嚴肅意義的,對于綁票、拐賣兒童這種惡劣的有組織犯罪,使用了太多的黑色幽默手法,反而會沖淡題材的社會警示性,最后有必要拉回到現實層面。對于劉亞仁飾演的泰仁來說,雖然他最后有“脫去黑西服”這樣一個明顯具有“脫胎換骨”寓意的動作,預示著他在社會層面的成長,渴望真正的自我救贖,但這并不算是開放式的結局。畢竟,蘇醒后的女警肯定能守株待兔,而楚熙甩開他的手,說出那句絕情的話,才是對他最殘酷的懲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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